陈光诚：“ 共产党是独裁的专权者”

(versione italiana) 您五个月的时候就失明了 。您经常说，您童年的生活 过得很愉快，但是您也有困难，因为您的几个同学取笑您。您觉得您的童年怎么影响了您将来的工作？
答： 是的，我小的时候虽然不能像其他同龄的小朋友一样去上学，但我 的家人会带我到自然中 . 每天与自然的接触，让我对自然规律有所认识，自然给我的是对天性的认识，因此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就少了一些世俗的影响。同时小伙伴们的嘲笑又让我认识了人性。天性的纯正与人性的复杂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都有着不同的影响。

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对法律的遵守。您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追求。是什么推动您走上这条路？
答：小时候爸爸给我讲一些侠义故事，读一些武侠小说，这无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追求正义，憎恶邪恶的思想。于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任何权利被侵犯和法律被践踏的时候就有一种自然反应，就像有人拿棍子打你，你会立即想办法躲开一样。对于正义的东西我们就是应该弘扬，支持，推动；对于邪恶的东西我们就应该鄙视，唾弃，这是责任。

您为争取残疾人的权利令人钦佩地继续斗争。您记得最清楚的事例是什么？
答：当然，每一件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我的邻居，他只比我大一岁。因为精神残疾，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17，8年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小屋子里。尽管中国的残疾人保障法有明确的规定：家居农村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社会负担，（不需要缴纳各种税费）可是这部法律实施多年后，中共依然让他承担这些不应该承担的负担。于是，他的父亲就不得不外出打工为他交税，这些残疾人不但没有得到社会的任何福利和照顾，反而需要家人为其承担更多的负担，这无疑更带来了严重的家庭歧视。2001年，乡镇小分队到村里逼收税款时，在我严正与其交涉下才免除了他不应该承担的税费。我开始为残疾人争取权利的一些案子就是从政府非法征收残疾人的税费案子开始的。

共产党为什么认为残疾人是社会的负担？
答： 我不知道为什么共产党认为残疾人是社会的负担，或许是因为共产党崇向实用主义。

您很勇敢地帮助过被迫堕胎的受害者，并为世界展示了这个悲剧。在意大利，很不幸的是大部分的人都不 知道中国的这个悲剧。关于这个问题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例有哪些？
答： 我认为在中国的惨无人道的强迫堕胎的严重后果是： 让人慢慢失去了人性，把一向人命关天的理念完全抛弃，主要是要看共产党想要什么，而不是看人民需要什么。共产党觉得人口太多了，他就不允许你怀孕，生孩子。如果你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的情况下就怀孕了，那就会强行把你拉到计生办，逼迫你签字或者按手印证明同意将孩子强行堕胎，若你执意不从，他们就会拿着你的手，按手印表示你同意，然后就强行进行堕胎手术，如果白天抓不到孕妇，他们就会晚上带很多打手把孕妇抓走，堕胎。如果晚上也还不能抓到的话，他们就会去抓孕妇的亲戚，朋友，邻居等。把他们关押起来，每天凶残打他们，还要每天支付一定的被打费，当局称其为所谓的学习费。逼迫他们说出孕妇躲在哪里。通过这种株连方式，逼迫孕妇不得不将已经几个月甚至快到预产期的孕妇堕掉自己的孩子。当时我调查的每一个案子都让我特别心痛。您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报道来了解暴力计生的残忍(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6/201206140018.shtml).

是什么让您开始关注被迫堕胎的妇女的命运？
答： 因为这样残忍的事情在我的周围发生了，也是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他们把他们悲惨的故事讲给我听，希望得到我的帮助，面对我亲自听到的惨叫声和老百姓的哭诉声，我不能不做。

在您出版的书里写道，为了让您放弃为人权的战斗，有人还给您提供了钱，并且威胁您。为什么您仍然继续您的战斗？

答：是的，他们用过很多的威胁利诱的办法。开始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们因此失去了官职的话，首先要杀我全家，还会杀我的哥哥们的家人等，他们看在这种威胁下依然没有妥协，后来他们就要给我一些的好处，包括房子，车子，工作以及直接的巨额资金等。但是钱买不来正义。印钞机掌握在中共的手里，如果多印一些钞票就能不断做坏事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堕入无底黑暗的深渊，良心是无价的。

对于您被关进监狱的经历，您还记得什么？对您来说,坐牢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
答：我依然记得中共威胁其他在押人员不能给我说话，否则加刑，这就不可能给我传递任何信息；后来他们干脆就唆使杀人犯对我进行殴打，他们一方面以法律的名义把我关进监狱，另一方面以土匪的方法继续拘禁我的妻子和孩子，连每月的探监都不被允许。监狱生活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没有任何的道理好讲。人性之恶展现的淋漓尽致。但是我也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来了解监狱系统的罪恶，因为这是在监狱之外所不能做的。

坐牢以后，您蒙受了另一个不平的待遇：您被软禁了。您遭到威胁、受到了殴打、被连续监视了24小时。您经历的困难中 ，您觉得 哪个最难受？
答：在我刑满回家之后接着被24小时拘禁在家里，不能和外界有任何的联系。中共没有任何法律手续，70 到80 人闯进我的家，没有人穿制服，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对我家以党的名义实施公然抢劫，殴打。当我听到妻子被闯进家的几个壮汉打倒，后来用被子蒙着她的头进行殴打，妻子发出惨叫声的时候；当他们不允许我妈妈出门，并把她推翻在地，听到妈妈头撞到门上的时候是我无法容忍，最最难受的时候。

我们都读过了关于您勇敢地逃走的事件，我们也知道您逃走的时候摔断了腿。您好像很不幸运，那时侯您想到什么？
答：在我翻过第5到墙的时候，我的右脚三根骨头被摔骨折，顿时剧烈疼痛，我非常难过。当时我想上天既然让我有机会逃到这个地方，什么还要我受这么重的伤。我看不见，又必须面对层层的岗哨，接下来的翻墙之路走起来会更加的困难，但是困难再大，我想我爬也要爬出去，奔向自由。

在您的文章里，经常写道美国大使馆很热情地欢迎您。但后来他们也给了您很多压力。您怎么综合评价他们的行为？
答：他们对我们的欢迎也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按照美国人的价值理念来对待我，这一点我始终感激不尽。但是后来谈判团队给我很大的压力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听从白宫他们老板的命令。

您怎么认识您的妻子？她对您有多么重要？特别是在您最困难的时刻，她有多重要？
答：我是从收音机上认识我的妻子的。没有她的支持很难有我的今天，她是我明亮的眼睛，坚强的后盾。

在中国，您的家人还在遭到迫害吗？
答：是，我的侄子陈可贵还被关在监狱里，中共当初的承若没有任何的兑现。

您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
答： 我现在和我的家人真正的自由了。我们生活在华盛顿，和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The Witherspoon Institute and The Lantos Foundation 一起合作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当然我也还在继续学习英语。

远离祖国，让您感到难受吗？您想不想回去？
答：因经常与国内的乡邻，家人，朋友联系，并不觉得距离比我在家被拘禁的时候更远。因为我在家被非法拘禁，与世隔绝，反而觉得与他们的距离更远。当然我想回去，但更重要的是来去自由的权利。

您在美国能不能为中国人的权利而战斗？
答：我认为当然可以。因为网络时代，信息社会，距离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其实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想做，只要你想办法去做都是可以的。如果不愿意做，问题就发生在面前，可能也不做。因而距离已经不是衡量能否能做事情的准。

您一直为了让共产党遵守自己批准的法律而战。为什么对共产党来说， 遵守法律这么难？
答：因为他们是独裁的专权者，专制之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的。

您对习近平的中国梦的看法如何？
答：对人民来说，如果没有一个监督制衡的制度保障，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只能是党富民穷，弱肉强食的噩梦。

您的中国梦是什么？
答：我没有什么中国梦，我想最好是不要做梦了，面对现实，努力结束中共的专权统治、建立民主，宪政，法治文明的政治体系。让权力在公民社会的透明监督下运行。

您怎么能忍受这么长时间的痛苦？是什么给了您力量坚持下去？
答：从小在我的心里就形成了一个邪不压正的信念，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迫害是为了阻止我曝光他们更多恶行。是世界各界的正义之举给了我信心和力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我坚信中共作恶多端不会长久。

你生中国和共产党的气吗？对伤害过您的中国人，您恨他们还是愿意原谅他们？为什么？
答：我当然生共产党的气。但中共不等于中国。对伤害过我、家人和朋友的暴徒，我不会简单地原谅他们，当然这不是在报复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应该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他们应有的罪责。是否原谅他们也应该是事实和真相大白与天下之后才能讨论的事情。无原则的对罪恶之人的原谅就是对邪恶的纵容。

@LeoneGro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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